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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30岁成单身妈妈她关注边缘群体也】 【全球首位女性阿贝尔奖获得者诞生】 【单身女性深夜不怕叫不到车强生推】 【女性最晚的“生育年龄”是几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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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岁成单身妈妈她关注边缘群体也反思女性角色

时间:2019-03-21 21:17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身为一名自由摄影师,朱玲玉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和边缘群体,如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、吸毒女性、跨性别者、钢管舞女郎等。 在拍摄下《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》和《深圳女工》两组选题后,朱玲玉讲述了自己成为单身母亲的经历。朱玲玉觉得,她和他们相似,都是曾被大

  身为一名自由摄影师,朱玲玉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和边缘群体,如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、吸毒女性、跨性别者、钢管舞女郎等。

  在拍摄下《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》和《深圳女工》两组选题后,朱玲玉讲述了自己成为单身母亲的经历。朱玲玉觉得,她和他们相似,都是曾被大家“凝视”的对象。

  性侵的选题源自林奕含的自传体小说《房思琪的初恋花园》,书中讲述了一个少女是如何在性侵的阴影下疯掉的。这让朱玲玉震动许久。她找到了婷婷、阿猫、阿莫三个愿意向她倾述被性侵过往的受访者,并极力用保护隐私的方式拍摄下这三个被性侵者的内心世界。

  女孩婷婷2岁时父母离异,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。婷婷第一次被性侵时只有4岁。长大后,16岁的施暴青年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的同龄人,陆续又有几个人对她实施性侵。村里人给她取外号“婷婷鸡”,还曾用赶鸡的方式驱赶她。

  后来婷婷到了青春期,在街头遭遇流氓的性骚扰,童年的记忆被唤醒,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,因此陷入长期抑郁中。

  她开始和不喜欢的男孩子谈恋爱,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喜欢的男孩子。经历了分手、朋友的反目、校园霸凌、污名化后,婷婷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,母亲却说:“家丑不可外扬。”

  朱玲玉并不意外。在中国,有这种观念的母亲不计其数,这是中国人在家庭中普遍的处世态度。这也导致了很多受伤的女孩在家庭中得不到救助和安抚,她们的痛苦只能用自己的一生去消耗。朱玲玉希望通过这个故事,能让天底下的母亲换一种方式去对待遭遇伤害的孩子。

  女孩阿猫,20岁那年被男友性侵时还没有性意识。男友跟她说,情侣间需要发生性行为。之后几次,阿猫没有反抗、报警,也没有告诉别人。三个月后,男友突然和她分手,理由是阿猫已经不是处女,她没有守住贞洁,他不能和她结婚。

  阿猫独自隐忍了许久之后,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却说,“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清白,不要声张为好”。

  从那以后,她不敢留长发,她将之剪短并染成黄色,还在手臂上纹了四个字——“中国制噪”。她觉得自己的世界是真空的,她需要更多的噪音来打破那一套传统女性原本一直承受的观念体系。

  “拒绝不是每个女性与生俱来的能力,而是后天习来的。”朱玲玉感慨,阿猫的父母并不懂得这个道理。

  这是阿莫,一个43岁的默剧艺术家。12岁那年暑假,学校举办先修班,阿莫第一次独自坐公交车到学校,因睡过头被载到了终点站。他拿着身上仅有的10元台币找了个公共电话打给母亲,母亲说自己很忙,让他去找警察。

  天下起了大雨,慌乱无助的阿莫跟着一个老人回了家。他喝了一碗老人给的汤后晕了过去,再之后就是被痛醒。被性侵后,老人给了他100元让他打车回家。

  因为这段经历,阿莫得了人群恐惧症。他害怕和任何人接触,也从未谈过恋爱。那一通没有被回应的急救电话也导致了母子关系的恶化。

  阿莫每年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各地街头表演默剧,他坚持了八年。可每当默剧表演工作结束之后,出现在镜头里的阿莫总是那么疏离。

  这三位被性侵者的故事让朱玲玉认识到,性侵不是一个施暴者单独完成的,而是一个社会共同作业。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、传统性文化中强调的女性贞洁观念、性教育缺失以及某种人性的冷漠、麻木,都成了施暴者的共谋。她希望借助这三个故事告诉大家:“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做出改变”。

  深圳工厂招工年龄在18-35岁之间,52岁的万新岸早就超龄了,她只能做每小时12元的临时工,通宵时顶多领200元补贴,外加一个盒饭。万新岸在第一次婚姻中失去了两个孩子,第二次婚姻,她又生了一个女儿。可在深圳打工12年,她和女儿越来越疏远。

  彭小青为了逃离务农的命运,17岁时去了东莞一家闹钟厂打工,厂里包吃包住,却七个月发不出工资。工厂是封闭式管理,小青被关了7个月,直到同乡带着她们从厨房下水道钻了出去。

  25岁那年,彭小青被母亲逼婚嫁人,在生了两个女儿之后,婆家继而要求她生儿子。

  这些年,小青每月的工资是一直是2130元,是深圳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。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总是在逃,逃务农,逃黑工厂,逃婚姻。可从农村到深圳,从农民到工人,只是从一个困境跳入另一个困境,她始终逃不出贫困。

  吴秀丽是贵州人,8岁那年被拐卖到福建莆田吴姓人家。吴家有4个儿子,想买个女人帮忙干家务,大了做儿媳。吴家人怕她出逃没有让她上学。17岁那年,吴秀丽和同岁的吴家老二结了婚,接连生了三个孩子。五年前,他们离婚,孩子留给了吴家。吴秀丽只身来到深圳,曾在珠宝厂呆了4年,现在靠卖膏药为生。

  蒙石芬2002年来深圳,呆了五年工厂,做了十二年环卫工。这些年,她的工资从300元钱涨到了3000元。去年9月,蒙石芬在扫街时失足摔断了一根肋骨,只获得3天带薪休假,没有任何工伤补偿。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养老问题,这些年没有社保,老了还得回家务农。

  2017年怀孕生子,对朱玲玉来说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转折。孩子是朱玲玉一个人决定带到这个世界的,这个决定遭遇过很多人的质疑和伦理批判。在老家,因为她未婚生育被污名化,父母承受了很多压力。人们都跟她说:“你没有资格做妈妈,这个孩子不该来到这个世界”。

  怀孕期间,因为孕激素的影响,朱玲玉整个人变得脆弱不堪。遭遇失业、被朋友和亲人疏离……那一年,她陷入了抑郁。

  朱玲玉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母亲和姑姨的影子,那是活在世俗评价里的女性——她们从未拥有话语权和主体性,为了婚姻、丈夫、孩子,没了自己。

  分娩的过程则是另一种痛苦。但那之后,朱玲玉发现自己的身体认知被唤醒,“我意识到女性身体中那些沉默的、痛楚的、不被我们看见的部分是会‘说话’的,我开始懂得如何与它对话。”

  朱玲玉开始梳理自己的内心。她从诸多关系中抽离出来,凝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存在感。从混沌到清晰,她重建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。她发现,30岁才是自己最好的年纪:从事着自己最热爱的摄影事业,成为一名独立母亲。

  “我们的教育总是在告诉一个女性从言谈举止到结婚生育,应该成为什么样子。在一个只有男性审视女性的性别结构里,所谓的正确不过是让女人活成一个模板而已。”朱玲玉认为,社会没有让女性认识清楚“我是谁”、由于何种原因处于何种处境。

 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似的失语,这背后的原因如沉疴,如蛛网,刀刃般锋利,还未解决。

  朱玲玉,自由摄影师,现居北京,长期关注性与性别议题,作品散见于腾讯纪实栏目《谷雨》和《中国人的一天》。

  我是资深机长陈建国,5个月两次坠机,波音737 MAX 8有何问题,问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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